新高考改革迎來第一屆高中畢業生：考生選擇權擴大更易取得好成績！

　　今年“新高考”迎來第一屆畢業生，“獲得感”十足的不止董澤。“這次高考，我的分數雖然算是，但在諸多學霸面前仍然相形見絀。正是因為高考改革和綜合素質評價使考評標準更多元和更個性化，才讓我得以較大程度發揮自己的優勢，成功追尋自己的目標。”8月7日，畢業于上海中學的金旭揚接受采訪時稱。
 

　　“我一直有一個形象的比喻：過去我們的學生是農耕民族，每天到學校一個固定的場所，現在學生是游牧民族，想到哪個地方去看看風景，可以選擇，真正意義上實現了‘小鬼當家’。”

　　7月26日，上百名教育領域、高校教授及教育工作者參加的“高考改革實踐與展望”的研討會在上海百年中學格致中學召開，作為浙、滬“新高考”改革親歷者的格致中學校長張志敏談及改革前后變化時作出上述表述。

　　今年是恢復高考40周年，2014年開啟的“新高考”改革也迎來第一屆畢業生。這一輪高考改革效果如何? “3+3”新模式給學生、教師、中學及高校帶來哪些影響?未來改革或如何走?

　　新高考擴大學生選擇權

　　“這是恢復高考四十年來改革幅度較大、較為復雜的改革，確實是牽一發而一動全身。”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劉海峰認為，“新高考”增加了考試的多樣化和多元化，提升了學生的自主選擇性，從而擺脫了原來大文大理、非文即理的固有模式。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此次改革較的內容是“3+3”科目改革。有人統計，上海“6選3”有20種組合，的“7選3”的組合更是達到35種，不再像以前3+文科或者理科只能2選1。“科目改革有很多的價值和意義，包括很多輿論和很多說，它可以擴大學生科目選擇權，可以鼓勵學生按照興趣來選擇科目……使學生有了更多獲得感。”

　　與此同時，、上海兩地英語科目都可以報考兩次，省自主選擇的另外三門科目也有兩次報考機會。

　　剛剛參加完高考的考生董澤(化名)對此感受頗深，8月3日，他受訪時表示，每個學生的自主選擇權利擴大后，大家都能夠學自己擅長和喜歡的學科，這樣更容易取得好的成績。#p#副標題#e#

　　新高考在錄取方式上取消了本科批次，學生可以同時填報本科和高職志愿。對此，7月31日，劉海峰告訴記者，以往考生和家長群體中形成了對高校層次劃分的固化認識，此番調整則是力圖沖刺這種身份觀念。

　　“取消了批次以后，重要的價值就是可以擴大學生的學校選擇權，不再按照批次、按照身份來選擇學校，而是關注學校本身辦學質量和辦學特色。”熊丙奇認為，改革令學生“有獲得感”的另一個原因是擴大了學生選擇權。“錄取上，上海實行組志愿，學生可以填報24個組，每個組填報4個，總共可以填96個，而省是分三段填報志愿，每一段填報80個——如果一個學生不巧，可以填240個。”

　　在師范大學招生辦副主任、教務處副處長翁靈麗看來，新高考中的這項舉措能夠倒逼學校進行調整，使高校接受考生和家長的檢驗。“下半年根據我們高考錄取分數線(進行調整)……能不能招到，是一段，還是二段，還是參差不齊都有，你的行不行，我們用數據來說話。”

　　高中建設需要更高標準

　　會上，一些基層教師和教研人員也反映了新高考改革以來實際操作中面臨的“新問題”。

　　遠播研究院北京副所長常雪亮在復盤今年高考的情況后發現，隨著考生自主選擇權的放開，那些對學科有特長和興趣或有著強大的自我管理能力的學生成為新高考改革的獲益者。相比而言，不清楚自己熱愛所在、自控能力不強的學生“容易吃虧”。

　　“學生選擇(科目)時，不管3+6選3，還是3+7選3，(考慮的是)究竟怎么樣獲得，沒有自己的興趣。”熊丙奇說。復旦大學教授熊慶年則稱，他在學校組織的招生面試中明顯感覺到這個問題。“從學生提供的材料和他陳述都可以看得出，有一些學生更加功利。”

　　另一個問題是，因為“走班制”及科目選擇多樣化，這給高中學校師資和硬件設施帶來挑戰。上海市浦東新區教育局從事編制規劃和政策研究工作的劉文杰稱，目前高中建設標準和配置標準較低，遠遠不能滿足新高考的要求。“高考實施后，學校教室不夠用、師資配備不足等問題初步顯現。因此從長遠角度來講，對高中學校建設要有高標準。”劉文杰建議建立一種相近學校教師共享機制，應對每一年學生不斷變化對老師的需求，防止某一學科老師出現供需斷層。

　　“在高考方面，尤其在上海和試點改革方面，我們應該牢記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是致理名言。改革取得成效，值得推廣，可復制，如果有什么值得改進方面，就應該加以科學調整。”劉海峰說，教育科學規劃領導小組今年有一個課題，即新高考改革動態調整的研究，如果有什么還需要改進可以改進。“總之我們衷心地希望上海和高考改革能夠為我們高考改革提供經驗，提供示范，改變原來比較大一統、相對比較刻板高考制度。”